據韓聯社和《亞洲經濟》等多家外媒報道,6月1日,韓國法院對“N號房”主犯趙主彬(自稱“趙博士”)進行二審宣判,被判有期徒刑42年,較一審減刑3年。“N號房”從被報道起就是韓國最受關注的社會新聞,整個事件震驚世界,包括在中國也多次引起激烈討論,並上熱搜。


“N號房”主犯二審被判有期徒刑42年。來自新京報“我們視頻”報道畫面。


自2018年起,趙主彬等多名犯罪者,以模特兼職等事由為誘餌吸引年輕女性,哄騙她們上傳不雅照及視頻,並威脅拍攝性剝削視頻。其中,趙主彬涉嫌脅迫數十名女性進行拍攝,還指使共犯性侵未成年人。他們將視頻上傳至即時通訊軟件,供付費會員觀看、下載。


而即便只計算付費會員,在韓國,也有二十餘萬人參與觀看。網友感嘆,“韓國總人口才5000多萬人,基本等同於韓國女性每遇到100個男性,其中就有一個可能是會員”。若是算上其他渠道的觀看者,數目或更令人震驚。因此,“N號房”也被認為是一種巨大規模的“集體性侵”。在這裏,每個觀看者尤其是付費會員都是共謀者。自事件被曝光並被議論之後,在韓國,人們數次發起討伐,要求公佈會員信息。在中國也有“國內版N號房”,儘管具體犯罪做法有所不同,在主犯被審判後,也可看到同樣的訴求。然而,在現代法律的範疇之下,從個人隱私到具體的事實界定,這一種訴求都極其複雜,不可能實現。


韓國電影《素媛》(소원 2013)畫面。


公佈會員信息,哪怕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任何舉措,實際上都已經是一種懲罰機制。也可以説,這正是人類社會使用時間最長的懲罰方法之一。在法律尤其是刑法限制不了的地方,人們通過形成公共意見,“污名”“羞辱”某個犯錯的人,以達到懲罰的目的。就像法學家弗裏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在《碰撞:法律如何影響人的行為》中提到的,這是一種強大的、有着漫長曆史的力量。


現在,無論是韓國“N號房”,還是被查封的國內版“N號房”,多名主犯都已被審判。如果我們認為,參與觀看的是共謀者,且同樣對事件負有責任,“法律管不了”,那麼是否需要實名接受道德評判,也就是這裏説的“羞辱”?


當法律審慎地前進時,在某些時候可能無法匡扶正義;“羞辱”機制,是古老的,卻顯然也是充滿高度風險的。弗裏德曼在整理法律史的基礎上,試圖呈現這一懲罰機制的特徵和侷限。一方面它可以滿足人們樸素的正義,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失控,甚至摧毀人性。我們整理他在新書中的這一部分內容,去思考現代法律和“羞辱”機制各自的力量、侷限。或者説,可能比這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當中至少還需要形成一種真正的羞恥文化,否則沒有人認為那種行為是可恥的,認為那只是“是個男性都會犯的錯”,“羞辱”根本無從談起。


原文作者丨[美]勞倫斯·弗裏德曼

摘編|羅東

《碰撞:法律如何影響人的行為》,[美]勞倫斯·弗裏德曼 著,邱遙堃 譯,麥讀·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3月。

01

“污名”“羞辱”:
作為一種傳統的懲罰機制


污名指的是識別或標記違反某種規範或規則者的外部標記或標籤。羞辱指的是愧疚與難堪的感情,它是污名或某種其他形式的標籤,可以在被污辱者心中激起的情緒。污名是強有力的懲罰,而羞辱對行為有強大的作用。但污名和羞辱對每個人的影響並不相同。一個人感到恥辱的東西對另一個人而言可能是榮譽勳章。對某些人而言,逮捕、傳訊、坐牢都不是羞辱,但對一個因商店行竊而被捕的中產階級而言就並非如此了。


污名和羞辱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效果明顯。過去,美國殖民地,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清教殖民地持續且誇張地使用污名和羞辱。每個人都知道著名的猩紅字母——通姦的標記,也是納撒尼爾·霍桑的著名小説的書名。

納撒尼爾·霍桑小説《紅字》中譯本(胡允桓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2012年11月)封面。

猩紅字母不是虛構出來的,1701年新罕布什爾州的一部制定法規定在通姦者的“上衣”上縫上“兩英寸長且大小合適的大寫字母A”。今天參觀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的遊客們覺得那裏的枷鎖很有意思,他們把頭探進枷鎖裏讓朋友給自己拍照。但這在17世紀可不是開玩笑的,它會在整個社區面前讓人蒙羞。1638年,在弗吉尼亞偷“一條馬褲”的僕人必須在星期天腳鎖足枷坐着,並把馬褲掛在他脖子上。1671年在緬因州,一個名叫莎拉·摩根的女人因打了她的丈夫,被強迫“嘴裏塞着東西在鎮民大會上站半個小時……並把她犯罪的原因寫在她的額頭上”。相比於鎖幾個鐘頭的足枷,猩紅字母是更為持久的行為不端標誌。對入室盜竊而言,根據《馬薩諸塞殖民地自由權法典》(1648),懲罰可以包括割掉一隻耳朵。這不僅是痛苦,也是恥辱,它會伴隨違法者的一生。


在這些殖民地裏,懲罰總是一項公共事務。鞭刑是最常見的懲罰之一,一般在城鎮廣場實施。鞭刑在生理上是痛苦的,但也是羞辱性的。馬薩諸塞殖民地的領袖和牧師會有意使用污名和羞辱,他們相信這是強力且有效的威懾手段。當時的社區很小,相對同質化,至少在宗教上是同質化的,而且人們很難逃脱公共意見的巨大力量。在新英格蘭地區的城鎮裏很可能存在大量有關規範、道德價值、宗教理想的共識。只有這種共識才能使羞辱刑發揮作用。公開懲罰也有教化作用,它就像某種教化劇,向社區傳授道德課程。絞刑也在公共廣場實施,被定罪的人有時甚至會在絞刑架的陰影中發表演説,談論使他陷入悲慘境地的罪惡和錯誤,警告聽眾不要重蹈他的覆轍。

後來,到19世紀,羞辱刑不再流行。在多樣化的大城市裏,你不再能認為它們發揮着教化劇的功能。人們不再被關在小社區裏,很容易離開城鎮,逃離當地壓力或單純融入城市人口。特別是,公開絞刑似乎不再有益處,不再是道德教化的載體。現在在擁擠的城市裏,它們似乎反而會引起暴民的血腥慾望,於是被廢除了。


在內向型的小社區,或者像日本這樣有時像一個大家庭一樣行事的社會(至少在某些研究日本社會的人看來是如此)中,污名和羞辱仍然有最佳的效果。理論上,污名和羞辱在現代複雜社會中效果不會很好,這裏很少有關於規範的共識,很容易逃避同儕羣體意見的沉重負擔。當然,羞辱並不需要廣大民眾的參與,羞辱可以因為朋友、家人或同事的看法而對一個人造成痛苦和傷害。

《美國犯罪故事》(American Crime Story  2016)第一季畫面。

02

在現代陌生人社會,
“污名”“羞辱”依然佔有地位

一些學者認為污名和羞辱具有更大的作用,甚至在我們的社會、在異質性的大城市亦然。換句話説,儘管我們生活在異質的大社區而非天然的小鄉村,污名和羞辱仍在法律體系中佔有一定地位。

《合理懷疑的起源:刑事審判的神學根基》(修訂版),[美]詹姆士·Q.惠特曼 著, 佀化強、李偉 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9月。


法學家詹姆士·Q.惠特曼(James Q. Whitman)曾竭力主張:甚至“在一個現代、匿名的城市社會里”,羞辱制裁仍有潛力。這完全取決於具體情況。一項較早的研究將入獄記錄的污名與醫療事故訴訟對醫生職業的影響進行對比,發現訴訟的影響要小得多。但一系列廣為人知的醫療事故訴訟當然會損害一個醫生的聲譽和執業。公開嫖客們的名單,會使其中的大多數中產階級男性感到難堪;對一個福音牧師而言,就可能是毀滅性打擊。説一家企業的壞話肯定會損害其業績。如果一家餐館的窗户上掛了個巨大的牌子,寫着這家餐館有老鼠、蟑螂,衞生很差,還會有多少顧客光顧呢?如果這個牌子寫着“這家餐館的老闆打老婆”會怎樣?惠特曼不是很擔心污名和羞辱對“受害者”的影響,“受害者”甚至可能不在乎。成問題的其實是:羞辱措施獲得了公眾、受眾的支持。污名是有效的,因為它激起了共同體的迴應。因此,它是一種形式更温和的私刑,煽動並召喚民眾,而且可能很容易失去控制。它適合於“攪動惡魔的政治”,適合於壓迫;它“邀請民眾去翻查人心中最醜惡的一些角落”。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畫面。

因此,羞辱和污名仍是強大的武器。它們在今天特別有力,在這個大眾媒體、社交網絡、Youtube和其他自媒體大行其道的時代,謠言、八卦和批評能夠以光速傳播。對輕微違法行為的懲罰相比於“犯罪”而言,可能極不相稱。不幸的韓國“狗屎”女孩就是一例。她的小狗在地鐵車廂裏排便後,這個不走運的姑娘拒絕進行清理。她的行為當然不值得稱讚,但也夠不上死罪。不幸的是,博客和視頻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她的“罪行”,使她成為數百萬人鄙視和嘲笑的對象。很多人在社交網絡上受到羞辱後失去了工作、朋友和自尊。這也是“報復性色情”的時代:把前女友或男友的裸照或暴露性照片放在網上,供數百萬人觀賞。


每個社會都有自認為羞恥的事件、詞語和情境。在某些社會中,人們避免走上法庭,因為整個羣體會對此不滿。破產可能是可恥的,至少有點可恥,甚至在現代發達社會亦然。離婚曾是相當可恥的,但在今天這種羞恥感少了很多。羞恥感當然會影響破產率或離婚率。在同居和性革命的年代,婚前性行為在大部分社會和發達國家中不再是一樁醜聞。在美國,1970到2000年之間,同居但不費力去結婚的伴侶數量增長了十倍,達550萬人;到現在,這是“適婚人羣大都經歷過的事情”。歐洲的情況也越來越是如此,特別在北歐國家(如瑞典)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區。這些伴侶生出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但非婚生子女的污名在社會和法律上已幾乎完全消失了。

03

“污名”“羞辱”,
打開潘多拉的盒子

總的來説,人們熱烈爭論羞辱措施的作用:它們是否應該有效、是否可能有效。問題是:羞辱不是一個簡單現象。羞辱可以是貶低對方,讓他出醜;也可以是殘忍手段,極為反人性。許多現代社會使用羞辱作為一種貶低,作為懲罰,也作為威懾(既有一般威懾也有特別威懾)。但總體而言,清教徒使用羞辱的意圖有所不同。對清教徒而言,羞辱可能是重返社會的過程中的一步。猩紅字母、烙印、割掉耳朵,這些是持久或永久的。但腳鎖足枷坐着或在教堂掛牌一天,這些是短暫的。它們的目的是給違法者和共同體一個教訓,最後,違法者應當重返社會;於是羞辱就成為使罪犯重返社會的手段。也就是説,寬恕伴隨着羞辱,羞辱是一個教訓。羞辱是從罪惡或犯罪回到共同體庇護所路上的一步。


恥辱是一個複雜概念,也是一種具有許多側面和種類的情感。此外,正如惠特曼所提醒的那樣,恥辱藉助了受眾的力量,而這可能有點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會有危險和侷限。甚至佈雷斯韋特這個重整性羞辱的專家也敏鋭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講過一個澳大利亞戰俘的故事,這個戰俘被他的同伴指控偷錢,然後被戰俘集中營的“袋鼠法院”審判、定罪、羞辱並“判罰流放考文垂”(也就是受同伴排斥)。結果,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幾個月後就死了。就在那時,他的同伴發現他完全是無辜的,是老鼠偷了錢並用來做窩。羞辱是強有力但危險的。佈雷斯韋特承認,它可以被用於“減少多樣性……或單純壓制多樣性”,可以成為“多數人暴政的首要武器”。


但佈雷斯韋特還是堅持認為,現代社會可以在對抗犯罪與違法的鬥爭中更多利用重整性羞辱。現代社會——當然包括他自己生活的社會澳大利亞——很難説是小型的面對面社會,完全不像17世紀的清教殖民地,甚至不像現代日本。然而,每個人還是某些小型網絡或團體的一部分。當羞辱在家庭、團體或網絡內部運行時,它是重整性的,其實施帶有尊重甚至愛意,保留了寬恕和迴歸團體或社區的機會。它大概是用來改造囚犯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

電影《烈日灼心》(2015)畫面。

04

不可忽視的公共意見壓力

複雜社會是多元化的。許多機構負責制定並執行規制,其中只有一些規則是“法律”規則,也就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學者們所謂“法律中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就是個神話——這一觀念假定正式制度,也就是在名義上掌權的制度也在實際上統治社會。另一個神話是“神奇的法條主義”,也就是這樣一個觀念:規則會自動轉化為行為。事實上,在社會中,不同規則體系和規則執行相互競爭(與合作),存在許多(正式)法律制度的替代物。

韓國電影《熔爐》(도가니 2011)畫面。


活的法律是一鍋熱騰騰、亂哄哄的倫理和社會規範大雜燴。人們的行為遵守一套複雜的規則,但不必然是法學院教授的那些法律。


有關小型親密團體中同儕力量的一個突出實例,來自對特里斯坦-達庫尼亞島(大西洋上一個孤獨荒涼的小島)的一項較早的研究。只有幾百人住在這個島上,以種土豆和捕魚為生。一羣學者在1930年代到訪了這個小島,早在電視、衞星、互聯網和其他形式的現代通信方式產生之前。這座島幾乎完全疏離、隔絕於外部世界。(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訪問者主要對鳥類生活這些事情感興趣,但團隊裏還有社會科學學者,他們研究了島上共同體的生活,但沒有發現任何我們可以按慣例稱為法律制度的痕跡:沒有警察、律師、監獄、法官、法院。但他們也同樣沒有發現在其他地方會被認為是嚴重犯罪的行為痕跡,例如謀殺或強姦。這裏不存在正式“法律”,(似乎)根本不需要。


是什麼使這個地方成為這樣一個良好行為的典範?是同儕羣體,是我們可能稱為公共意見的壓力。島民們完全被困在這個島上,可能一年才會來一艘船。他們相互依賴以謀求社會生活和社會支持。這裏的每個人都瞭解每個其他人,他們的生活完全透明,受“共同體敏鋭的警覺”所支配。在這些條件下,非正式規範、同儕壓力就強大到無法違背了。


如果同儕希望我們服從法律,我們就會服從。如果同儕説不要服從,這也可能改變我們的行為。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同儕:他們可能是父母、親戚、密友、團體、幫派、部落、職業團體,或者就是普通人。


那麼,我們可以得出什麼一般結論嗎?小型的面對面社區或多或少是自治的,同儕力量足以使成員遵紀守法。但並非所有這些社區都是温和且治理良好的。居民少於100人的皮特克恩島,就像特里斯坦-達庫尼亞島一樣遙遠、與世隔絕。但它可以説完全就是後者的反面。皮特克恩島上到處是針對女性的性暴力。在某種意義上,這座島的隔離狀態使之成為一種監獄,而“囚犯”就會採取與之相應的行為。監獄本身也可能是面對面的社區,囚犯只能接觸到彼此。監獄生活就像島上生活一樣,只是來自外部世界的船從來都不會停靠這裏而已。監獄長和獄警在名義上掌管這裏:他們設立了基本規則,也可能在暴動和反抗浪潮期間嚴厲鎮壓囚犯,但在許多監獄裏,囚犯享有大量的牆內自由。結果是最殘暴無情的囚犯們經常結成黑幫進行統治。


同儕壓力是一件強大的武器,但大量實驗顯示,它可以被操縱。像特里斯坦-達庫尼亞島這樣的封閉社區裏壓倒性的他人力量,同儕壓力都在發揮作用。它既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力量。它可以促進對國家規範的遵守,也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推進。但顯然,同儕壓力,或者説公共意見的壓力,是影響威懾的關鍵因素。


本文內容經麥讀授權節選自《碰撞:法律如何影響人的行為》一書,內容有增刪,部分文字順序有調整。

原文作者|勞倫斯·弗裏德曼

摘編|羅東

編輯|西西

導語部分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