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大偉

摘編|李永博

 

《美國法律史》,(美)勞倫斯·弗裏德曼,周大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版。


為什麼美國史論者很少提及“五月花號”?

 

美國法治文明的開端在哪裏?很多中國讀者或許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他們很可能會自然而然地提及著名的“五月花號”,以及“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們下船的地點——馬薩諸塞灣的普利茅斯港, 還有那個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因為“五月花”這個字眼曾經反覆地出現在與美國曆史有關的各類中文文獻中,久而久之,“五月花”三個字成了中國人心目中對美國曆史開端的定格。

 

然而,有趣的是,在勞倫斯·弗裏德曼教授的這本名著《美國法律史》以及很多歐美學者論及美國曆史的其他名著中,“五月花號”從頭至尾都沒有被提及或極少被提及,那個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也沒有被提及。

 

這是為什麼呢?

 

1620年9月6日,幾十名清教徒和一羣破產者、流浪漢及其他契約奴,搭乘一條長約27米、排水量僅180噸的捕魚小船,悄然離開英國普利茅斯港,前往遙遠的北美新大陸。這艘三桅杆漁輪名為“五月花”。因為錯過了最佳出航時間,他們幾乎是在驚濤駭浪中冒死渡洋。

 

經過了66天的航行,1620年11月11日,船長根據海水顏色的變化以及大洋西岸的雲彩作出判斷——美洲大陸已經可望可及。

 

不過,他們當時登陸的地方,並不是英國當局管理的弗吉尼亞,而是一個荒涼陌生的地方;在這塊處女地上,當時還沒有出現政府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

 

 

當時,嚴酷的冬天已經來臨。如果登陸後大家各奔東西,恐怕每個人都將命垂一線。“五月花號”上的102人,不同於前往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這裏沒有黃金,他們來這裏似乎也不是為淘金髮財,而是要在一個新“理想國”裏開始自力更生、高尚純潔的新生活。

 

“他們之所以離開舒適的家園,是出於開拓一個新的世界;他們甘願嚐盡流亡生活的種種苦難,去使一種理想獲致勝利。”

 

於是,在上岸前,船上的41名清教徒共同簽署了一份書面約定,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強基督教信仰,為了提高我們國王和國家的榮譽,我們漂洋過海,在弗吉尼亞北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佈的被認為是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

 

有人説,《五月花號公約》可以説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約,由於簽約人對契約的信任和遵守,從而實現了政治的文明。自此,人與人之間除基於暴力的殺戮、征服和奴役之外,又多了一個選擇——基於契約的合作。契約,讓人類擺脱了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成為文明與野蠻的分界點。

 

也有人説,今天的美利堅合眾國,發端於這樣一份如此隨意的“契約”。上述這份《五月花號公約》中體現出來的契約精神是美國立國的基礎。這種説法或許有某種象徵性的意義。

 

《五月花號公約》。

 

不過,從歷史學的研究視角而言,這種説法並不符合真實的歷史情境。我們或許有理由懷疑“五月花號”的浪漫故事被後人刻意誇大和過度解讀了。我們或許必須承認,即使到了今天,這種浪漫主義的色彩依舊揮之不去。尤其是,當這些浪漫故事被傳播到北美大陸以外的遙遠國度裏,更容易成為人們口口相傳且篤信不疑的“史料”。

 

由於“五月花號”帶來的悲壯圖景和神諭啓示,很多天真的人們往往會以為,當美國的先賢們落腳這塊荒無人煙的新大陸之際,便幾乎可以憑藉着無比智慧的判斷力設計出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

 

我一直有些懷疑,如果美國的這一套社會制度就是如此戲劇性地降生的,是不是過於簡單化了呢?其實,沒有一種社會制度是可以割裂一種歷史傳統從天而降——完全憑空從頭腦中產生的,無論這些人的頭腦多麼聰明。

 

事實上,早在1607年5月12日,也就是在“五月花號”抵達普利茅斯港之前,有一批商人就從遙遠的英國登陸了北美弗吉尼亞的海岸,他們在這裏建立了第一個居民點和殖民地。

 

當年,這些開發商們和土地領主們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採用了最省事的方式——把英國的那一套制度大致不變地搬到了北美殖民地。這些人幾乎是照搬了當時最先進的歐洲文明,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最正規的政府。

 

而那艘著名的“五月花號”啓程前往北美大陸,則是十幾年以後發生的事情了。

 

英國會館的精英法律人

最先建立了北美殖民地

 

這個最早的殖民地政府後來遷到弗吉尼亞的一個名叫威廉斯堡的小城鎮裏。在這裏,以英國移植過來的制度為基礎,建立了議會政治的雛形,同時還訓練出了一批最優秀的政治家,其中包括美國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

 

美國建國初期的很多政治家,或多或少都與威廉斯堡這個小城鎮有着一些聯繫。

 

相形之下,“五月花號”的後裔們儘管也在新英格蘭地區建立了殖民地,但是畢竟比弗吉尼亞的威廉斯堡要晚了十幾年的時間。因此,弗吉尼亞(詹姆斯敦)是其中最古老的殖民地,普利茅斯的清教徒殖民者也是聽説詹姆斯敦殖民成功的消息才開始計劃移民的。

 

接下來,其他殖民者陸續上岸建立他們各不相同的統治構造(包括領主制、莊園制、宗教信仰制、軍事專制等)。並沒有證據表明,這些殖民者都聽説過“五月花號”的故事和那一紙公約。事實上,所謂1789年的美利堅合眾國,正是這13個歷史、文化各不相同的州所建立的聯邦。

 

無論如何,都不能説這個聯邦是由一小部分清教徒造就的。或許,這就是諸多經典歷史學家在著述中很少提及“五月花號”的主要原因。饒有興味的是,這新大陸的13塊殖民地,它們都不約而同且大同小異地移植了英國的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大致是“英王的權力在縮小、議會的權力在擴大、司法的權力在獨立”。

 

 

勞倫斯·弗裏德曼教授在本書的一開始就指出:“法律發展的總體趨勢一直遵循着大社會的總趨勢。例如在18世紀,殖民地法似乎又搖擺回溯到英國的模式。即使在獨立革命之後,美國法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英國化的。這不是一個真正的悖論。……經濟增長和社會分工要求法律工具,對於1650年的清教徒寡頭統治者而言,既不需要也無用處。殖民地的經驗無法提供所需的新工具。但是其中一些工具很容易從國外進口。”

 

勞倫斯·弗裏德曼還進一步指出,這一法治進程之所以能夠成功,原因在於“在不需要翻譯的情況下,美國律師可以從英國得到唯一可供使用的法律淵源。

 

這是一個熟悉的法律淵源;它來自一個法律上和經濟上以‘自己特有的權益’在成長、變化和發展的國家。

 

美國政體結構的雛形,

來自於商業公司的模式

 

在獨立革命之前,殖民地法律已經和英國法律十分相像,但還是有很多全新的和赤裸裸的本土法律”。新大陸的人只不過是把來自英國的東西搬到北美大陸而已。諸多歷史證據表明,將這些來自英國的東西搬到北美大陸的主要“搬運工們”,並不是來自“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而是那些在弗吉尼亞創立第一個北美殖民地的人。

 

其中,有兩個重要的英國商業組織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是弗吉尼亞公司,一個是英國中殿律師會館。1606年,倫敦弗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簡稱弗吉尼亞公司)宣告成立。


1606年4月10日,弗吉尼亞公司從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手中獲得土地授權書,獲得在新大陸開闢殖民地的授權,正式開始招募殖民者。由三艘巨桅帆船組成的這支遠征隊伍於1606年12月20日從倫敦出發,歷經險阻,於1607年5月12日,在北美大陸詹姆斯河邊的一個小島上成功登陸。

 

這104名最初的殖民者在此建立了北美洲第一個永久性的英屬殖民地——詹姆斯鎮,以紀念國王詹姆斯一世。

 

當年,詹姆斯一世指定兩個獨立的公司合併組成弗吉尼亞公司,授權其沿着美洲海岸組建種植園和定居點,授權的法律表現形式是國王批准《弗吉尼亞第一章程》(The First Charter of Virginia)的生效。

 

“Charter”一詞有多重含義,該詞從皇家層面上看,有特許狀的含義;在商業組織層面,可以視為“公司章程”,但是如果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則可以視為“憲章”。此刻,我們似乎隱隱約約地窺視到北美大陸現代國家治理結構的雛形。近現代政府結構與商業公司的內部結構之間,展現出戲劇性的同類特性。


無論“Charter”一詞的含義如何多重,但是它的基本法律含義則包含着一個共同的指向:契約精神。

 

“Charter”作為一個契約的集合概念,在這裏至少涵蓋了以下三個層面的意義:第一,英國國王與弗吉尼亞公司之間的授權關係。由國王向公司頒發特許狀(即營業執照),公司代表國王負責管理直接殖民地,殖民地的所有權和利潤歸公司的股東,其只需按照契約向國王上繳一定的收益。第二,公司與股東之間的股權關係。海外殖民和探險需要籌措民間資金,股份公司無疑是一種很好的合作形式。股東們平等自願地組織公司,所有人得以依據自己的投資而成為股東。這是一種自由締約、平等互利的典型契約形態。第三,公司法人與公司僱員之間的關係。員工為公司提供勞務工作,公司按約定向員工支付薪酬,部分員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公司的管理者。

 

如此豐富有序的契約精神內涵,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其實都遠遠超過了《五月花公約》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力。

 

稍微引申一下,人們就不難理解,美國的所謂“契約精神”,其實就是在商業公司契約模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運營弗吉尼亞公司的過程中,人們自然而然地發現了商業公司模式幾乎與社會契約論的原理不謀而合。

 

弗吉尼亞公司的機構中,設立有總督、理事會、會員大會。從現代議會制政府結構的意義上説, 政府行政部門的最高領導人(或稱之為“總統”),大致就相當於一個公司的執行總裁(CEO);國家權力機構中的參議院,大致相當於公司中的理事會(後來發展成為公司中的董事會);國家權力機構中的眾議院,大致相當於公司中的會員大會(後來發展成為公司中的股東會)。

 

顯而易見,美國政體結構的雛形,幾乎不折不扣地來自這樣一個商業公司的模式。這種公司制模式在美國後來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已經司空見慣。美國的一些地方市鎮,設立政府的方式與設立一家公司的方式幾乎如出一轍。城市政府的大印上通常會用成立公司的用語(例如,INCORPORATED IN 1906)來表明該政府設立的年份。

 

 

幾百年來,全美各地各級政府依舊平穩順暢地以公司制模式來進行管理和運作着。 事實上,即便是一個優良的制度設計,最終還是需要有一羣與之匹配的自然人來加以運作和維護。

 

幸運的是,在弗吉尼亞公司的指定成員中,有不少人本身竟然就是接受法律知識訓練的法律人。

 

弗吉尼亞殖民地的建立者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於1575年成為英國著名的三大律師會館之一——中殿會館的成員。該家族的阿德里安·吉爾伯特(Adrian Gilbert)於1562年加入中殿會館。1578年6月伊麗莎白一世頒發探險特許狀,4個月後,由11艘船組成的艦隊橫渡大西洋,雷利是其中一艘船的船長。經歷曲折的探險後,1587年,雷利終於在美國東海岸附近的一個島上建立了定居點,為了讚美伊麗莎白一世終生未嫁,他以童貞女王(virgin queen)命名這個地方為弗吉尼亞(Virginia)。由於補給不足,他們未能在美洲堅持下去。詹姆斯一世於1603年繼位,雷利被控涉入宮廷謀反,被判叛國罪和死刑。1581年,中殿會館會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波帕姆爵士(John Popham Sir)成為中殿會館的財務主管。1592年,他被任命為王座法庭的首席大法官。

 

在雷利入獄期間,波帕姆接管了他的美國定居點項目。這是司法沒收的早期事例。在波帕姆的主導下,弗吉尼亞公司成立。從18世紀60年代到1787年期間,英國中殿會館在美國立國、立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北美洲來到中殿律師會館接受訓練的成員數顯著增長。

 

有一點可以得到廣泛共識的是:美洲殖民地與母國發生的決裂行為所依循的道德和法律原則,正是這些有智慧的年輕法律人在英國的律師會館學到的,其中包含着一個相當富有遠見的立憲意識。眾多中殿會館人蔘與了新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的起草,並充實到各種司法和行政的職位上。

 

 

1774年4月,當13個殖民地通過《獨立宣言》時,至少有5位中殿會館人在上面簽字,他們均在美利堅合眾國身居高位。

 

“五月花號”故事的強烈感染力,讓人們先入為主地以為,前來北美大陸探險的英國人都是一些在本國受到了宗教迫害後背井離鄉的清教徒,或者都是一些在本國生活不如意的負氣之徒——這些人不遠萬里、孤注一擲地前往一個陌生而艱難的環境,以便為自己尋找一種更舒適的生活狀態。

 

然而,研究的結果表明,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建立北美殖民地的主角,並不是那些在海上迷了路後偶然在普利茅斯港登陸的清教徒們,而是許多出身英國律師會館的精英。這些人放棄了在英國的安定的生活和社會地位,帶着創業精神來到新大陸並主導了美國國家的發展路徑。


撰文|周大偉

摘編|李永博

校對|吳興發